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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007 中国民主纵横谈(1) 民主,在中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官方的喉舌赋予了民主不一样的含义,成为了所谓的“民主”。对于这样的话题,我是比较敬而远之的。之所以开篇谈谈民主话题,是因为OB同学亲临“中国民主第一现场”写了一篇很写实的博文。和我讨论了一下所感受的民主,便约我写一篇关于民主问题的文章。以资讨论,顺便我也可以抛砖引玉地宣传一下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被河蟹过的民主。
题目是《中国民主纵横谈》,那就不提民主的来龙去脉了。发源自古希腊时期的城邦议会的“民主”一词流传到今天的过程可以不说,单单谈谈中国的民主。为了叙述方便,对于民主化的定义可以简而言之为:国民人手一票选举各级行政长官,政府属于文官集体政府以及具有向政府负责效忠的中立军方。
中国的民主化最初可以追述到明朝,汉明万历皇帝25年不上朝,大明的国家机器却一直正常运转。那时的中央政府完全由内阁负责治理,行使职权。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民主国家的雏形,开始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型的进程。很可惜,满清鞑虏的铁蹄踏碎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萌芽。历史上落后野蛮的游牧文明对先进农耕文明的逆向淘汰案例并不多,但两次都被我中华不幸碰上:一次是蒙元灭宋,建立蒙古帝国;一次是满清入关,开始奴化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的亡国。这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发端是自中华民国开始,国父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民主的概念,并且将普选制定成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在1949年以前的《新华日报》里,也有对于民主的大量赞美,有兴趣的可以查阅《历史的先声》电子书(注意加挂代理)。
再谈谈关于专制的问题。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说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便进入了封建时代,其实是一个很不准确的介绍。封建,按照其字义,是“封疆土,建诸侯”。但是自秦之后,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汉朝虽然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但“封建”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所以,应该说,自秦朝之后,中国进入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社会,而非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高度中央集权制社会)延续至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然后再次于1949年重新成为社会属性。
民主,顾名思义,以民为主。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因此,民主一个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民意。国父孙中山先生自民国肇建,花最大力气就是培养民意,确保民众可以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任务时至今日仍然在被继续着。可惜这套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民主制度执行起来并不那么顺利。
民主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典型以及最熟知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即:行政,司法,立法,三者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国父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针对中国经过了267年满清奴化统治的现实,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五权分离”制度: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其中全体国民具有考试,监察,弹劾权,全部为监督政府的权力。以确保民众对于政府的控制和有效监督。
1949年国府迁台之后,大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就其至1957年来说,在1949-1957年的期间,北京方面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民主的承诺。但在1957年之后的逐次政治运动中,民主的根基被破坏殆尽,以“革命”和“拥护领袖”为名的暴行,不但粗暴践踏了民主的基础,也侵犯了大量的人权。
自1978年,文革终止,中国的民主化始终是在一种极度扭曲和压抑的状态下逐步发展的。下文中将具体谈到,对中国来说,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
9/16/2007 文人,君子,陈布雷和我曾经有很多人告诉我,写文章不要用内涵太丰富的标题。因为会让人感觉是一篇学术文章而失去阅读的兴趣。另外也不要用这么大的标题,很容易让人以为是自我标榜,充大尾巴狼的事情我可不想干。 写这样一个标题,敢和陈布雷比肩齐名,的确是要有一些胆子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可以和陈布雷平起平坐,绝不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至于文人,我一个理科出身也就不敢比了;君子,这是一直在努力做到的。我和陈布雷差了差不多三代,估计他也不会和我过不去,是吧,又不是在诋毁他。 前一阵子在看《蒋介石秘史》,捎带批评一下。不知道现在出版界都什么毛病,好像非要把别人的隐私都挖出来,冠一个XX秘史,似乎如此才可以勾起大家的某种欲望。实在是对这种人物传记是大大的折辱。 之所以想要写这样一篇文章,主要是觉得自己和他在某些方面还是蛮像的。其实每个人都会从前人中找出和自己类似的地方的,不管是言论还是想法。自己觉得是一回事,别人的评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老蒋一生都崇拜王阳明,以致于国府迁台之后,把台北附近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也避免了“落草为寇”的谶语。当然,史学界没人会把老蒋和王阳明挂钩,因为老蒋的所作所为横竖和王阳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下面说说陈布雷。 陈布雷,是蒋介石平生信任不多的人之一。据称蒋自己家谱的编纂便是交给陈布雷来完成的,蒋一生疑心极重,能把修家谱这样的事情交给一个外姓人来做,可见他对陈布雷的信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布雷一生追随(这个词有待商榷)蒋介石是一个悲剧。陈布雷是一个极为传统的文人,中国传统的文人都有一个习惯,将自己作为一个榜样,就是传统士大夫的榜样情节。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统治者或者老百姓眼里“完人”一般的榜样形象。他们一向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因而非常将就行为规范和人格风范,要求以内化的到的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以此去感召不受任何制度化力量约束的君主/领导和被奴役受压迫的百姓/国民。对于前者,希望其在自己的影响下奉行仁德之术,对于后者,则是希望其效法自己。 这种“德化”的方式在维持社会安定方面似乎从未到到过与其目的,但却成了士大夫们世代遗传的一厢情愿的梦想病。陈布雷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恭恭谨谨地约束自己的各种欲念,无时不刻不在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他是中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最深信任。 不过话说回来,陈布雷做人已经是很成功了。从他身死之后,给他的褒奖就能看出来: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恋,足为人伦坊表。说他是个完人,也许不为过。不过要是他算完人,周总理往哪摆呢?so布雷大爷,你还不是完人。 当我接触到对陈布雷的这点描述时,我有些被触动。似乎我也有这样的梦想病。从小就做着逐次而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迷梦。总以为只要自己沉默不语,通过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也就是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提醒,来换起每个人的自知之明来令其内省。可惜古代的士大夫总是对自己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乐观。要不然不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聊以自慰。于是,每每带有抗议的沉默,总是被宵小之徒当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 书生们一般都知道一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可惜却总记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说陈布雷一生追随蒋介石是一个悲剧之所在。老蒋不是一个可以允许有人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因此,没有权力欲望的陈布雷便是最佳人选。但是在政治人格上近乎于一个流氓的老蒋,断然不会感受到陈布雷希望影响他的什么人格。根本和他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怎么会体会到他的影响呢?如同别人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感受,又怎么会感觉到你愤怒的沉默? 文人,君子,又都是脆弱的,当他们一直所为向往的希望和幻想被剥离得荡然无存的时候,“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念,只能让他们一死了之。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里,大批知识分子不堪凌辱自尽,又被“红卫兵”暴徒污蔑为“自决于人民”的原因。 君子一般都是文人,而文人未必都是君子。在目前这个混乱的国度,恰恰是君子最不能够生存的,混得好的文人已经退化成为了党棍和利益集团走狗。 突然有些庆幸,陈布雷可以用自杀的方式向老蒋表达自己的失望和愤怒;倘若陈布雷活在现在,不知是怎样的场景。文人和君子的影子在我的眼里交汇在了陈布雷的身上。我,站在陈布雷的影子旁。 9/1/2007 双城行记——西安和北京 从很早我就觉得很有必要写写这两个城市的故事,当然,我本身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故事。但当我几周前再次出差去往这个每次都令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回来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写写什么了。
其实一提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有关这两个城市的故事和传说汗牛充栋,我只想说说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
随着奔驰的列车来回奔波了2500公里,有些恍如梦境的感觉。一睡一醒之间,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北京,对我来说并不是仅仅一个有着“首都”名称的城市。从小对于这里的联系,以致于常常让我用“回北京”这样的字眼。嗯,写着写着自己都觉得,这文章又开始沉重了起来。
出差来了北京2次,东颠西跑了不少地方,终于在本次很顺利地把在北京的方向和地标概念等等全部都给建立起来了。这次出差一天之内跑的路程也足以让我感到惊讶(路是跑出来的):上午从车公庄一路颠到雍和宫,紧接着从雍和宫直奔小西天,然后回宾馆休息一下,下午一路向西飙向古城路。
在西安的时候,天好好的,总是没什么太阳,嗯,今年西安夏天比较好过,阴雨绵绵不绝。到了北京,顿时变成大太阳,而偏偏我们又得顶着大太阳东奔西跑。某天下午顶着36度高温,65%的湿度,连跑三次八宝山。什么?八宝山?对,没错,地铁1号线西线八宝山站。出站口的通道地址标明:A口—老山骨灰堂,B口—人民公墓。看到这行字,我们一行人的腿有些发软。多瘆人啊。
回到宾馆就中暑了,头晕脚软了一天。记忆中两次中暑都是在北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还好带了藿香正气丸,嗯,不是广告啊。
周三晚上联系上了在北京工作多日的墩子,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在宾馆旁边的小饭店里面聊到夜深,看来不是自己的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归属感,这也是他多次提到的“漂”的感觉,不知道当时是谁发明了这个说法,确实很传神。看到墩子有些湿润的眼角,还真感慨,时间就这么快地过去了,都说到了十年前谁也没想到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同样我们现在也不会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不过我想大概没有人愿意早早就预见到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或者说让自己的未来早早定格。很多人都说过,人生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地奋斗。估计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周五北京开始单双号限行,出去的路上顿时就顺畅了许多。不过还是有违反禁令被警察叫下停路边的,中国什么时候都不缺乏以身试法的人。BS一下,不过更多时候要BS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哈哈,又愤青了一把)。
到西安的票还真难买,去售票点提前7天去问,那人直接就问,站票走吗?我们问卧铺,卧铺俩字发音还没完,那人就说没戏。只好找订票点,直到原定启程的那一天,才拿到了票, 硬卧都买不到,于是拿了三张Z19的软卧,于七夕节当天晃到西安。不过插句嘴,庞巴迪的车厢确实比长客的要好很多。半车厢都是一个国外的旅游团,老外三三两两站在走廊外面聊天,从他们身边挤过去,我KAO,那味道叫一个浓郁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老外,还总有MM主动贴上去(小八卦一下,呵呵)。
在北京的时候,又去见了多日不见的妹妹,孩子们都长大了,呵呵,看着比我矮不了多少的妹妹,和我一块走的时候那回头率叫一个高啊。呵呵,和妹妹上街实在太有心理压力了。不过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哄她了,可以和她平等的交流很多问题了。
在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呆久了,逐渐感觉在历史上这样当过都城的城市,大抵都有一种不同于别的城市的气氛。不过西安还是多一些大汉的古朴和大气。徜徉在北京街头,我总有种错觉,似乎分不清到底是在哪里。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使得我对这两个地方的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却总是那样纠缠不清。
西安和北京,两个城市,有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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